【红色英杰】开国中将徐深吉“最后的话”：身上的有用器官献给需要者

“我死后丧事从简。一、不开追悼会。二、不搞遗体告别。三、身上的有用器官献给需要者，遗体献给医学作解剖用，火化后不留骨灰，就地处理不留痕迹。”

这是开国中将徐深吉，晚年写给家人的“我最后的话”。

10月中旬，北京，徐深吉的女儿、退休干部徐小溪家中，湖北日报全媒记者倾听将军后人的深情追忆。

给家人留下遗书

“遗体献给医学作解剖用”

听说家乡的记者来了，徐深吉的二儿子徐漳河，也专程赶了过来。

徐漳河、徐小溪都已年过七旬，言行举止，温文尔雅。

2000年8月8日，徐深吉在京因病逝世，享年91岁。

早在1993年9月，病榻上的他，就给家人写下一段话交待后事，还特意找了一个信封写上“我最后的话”，交给妻子徐化民。

这是家书，也是遗嘱。

徐化民读后，默默将其复印，家庭成员人手一份，要求必须按此执行。

徐深吉在一年前就萌生了这个想法。他有写日记的习惯，1992年他在日记中写道，“我死后有用的眼睛、肾脏和有用的（器官）献给需要者，躯体供作医药（学）研究，没用的火化也不留骨灰（就地处理）、不开追悼会，不搞变相的遗体告别，外地亲友不要来京，由组织按照规定发个通知就行了，更不要向组织提什么要求。这些我完全相信化民同志和孩子会按我的意见办的。”

兄妹俩告诉记者，为了遵从父亲遗愿，家里婉言谢绝了八宝山烈士陵园和红安县烈士陵园安放父亲骨灰的安排。空军领导闻知徐深吉的骨灰要抛撒时，主动提出派专机执行，也被婉拒。

2000年8月26日上午，在北京西山八大处巅峰——虎头山，家人将徐深吉的全部骨灰撒向大地山林。

“母亲和大哥去世，都是照此办理后事，这是全家的约定。”徐小溪说。

病榻上坚持著书修史

“共产党员为人民服务时间无限”

“军人服役时间有限，但共产党员为人民服务时间无限。”徐深吉在日记中这样写道。

离休后，他参与领导编撰出版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为之呕心沥血。

“父亲是放牛娃出身，长期革命斗争中仍坚持学习，成长为儒将。”徐漳河说。

徐小溪回忆，父亲晚年依然竭尽所能为国付出。哪怕是在病榻上的最后3年，靠药物维持生命，不能讲话，他就在纸上写，念念不忘的仍是战史研究等工作，很少谈家事。

徐深吉对有的老同志退下来后“打扑克、麻将、钓鱼度日”的生活方式不赞同。忙于修史，总感觉时间不够用，他说“只要对党的事业有益，累点也感到安慰、愉快，活得有意义。”

1995年的生日，徐深吉挥笔题诗:“人生七十不算老，惟感平生奉献少；续发余热再奋蹄，组织修订战史稿。同心伏案十五年，六百万言书印好；劳动受益于心身，八五春秋仍未老。”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系列丛书计10册，获中国人民解放军首届图书奖。

自家房屋坚决不许超标

“一平方米的建筑面积都不能多”

兄妹俩眼中的徐深吉，一贯艰苦朴素、清正廉洁，不占公家一分一厘。

1954年到1967年间，徐深吉先后在华北军区和空军领导岗位任职。为管好基建工作，他自学建筑知识，大胆改革创新工艺，节约了大量国防经费开支。

“为国家能省就省，自家却一分便宜都不能占。”徐漳河说，部队建房时，他们家从前面看是平整的，从后面看就是各种曲折，“这是因为工作人员设计时超标了一点。父亲发现后坚决纠正，保证‘一平方米的建筑面积都不能多’。”

“父亲常跟我们说，人民群众养活了部队，很多老百姓为了保护红军后代，牺牲了自己的孩子，一定要心怀感恩。”徐小溪说，父亲的言传身教，是他们成长路上最好的“营养剂”。

今年4月，徐漳河、徐小溪专程回到红安县七里坪镇徐家河村，将父亲生前使用过的工作笔记、词典、毛毯等十余件遗物，捐赠给家乡。

当地干部提出将村里新建的文化广场，命名为“徐深吉广场”，他们毫不犹豫予以否决。

徐小溪动情地说:“没有墓，没有碑，但父亲把一切献给祖国的赤子之情，已经在我们儿女心中树立了一座精神丰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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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国中将徐深吉

徐深吉（1910—2000），湖北省红安县人。1927年11月参加黄麻起义，1931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一军军部通信员、通信班长，红四军第三十一团连长，红二十五军第七十三师第二一七团第三营营长、第二一八团团长，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参谋，红四方面军红军大学教育长兼军事主任，红四方面军干部大队大队长，阿坝警备司令部司令员，红三十一军第九十一师师长。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第三八六旅第七七一团团长，第一二九师独立旅副旅长、旅长，青年抗日纵队副司令员、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第一二九师新编第四旅旅长兼冀南军区第二军分区司令员、第四军分区司令员，抗日军政大学第六分校校长。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冀鲁豫军政大学副校长，冀南军区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华北军区副参谋长，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副司令员，北京军区副司令员、顾问。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