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十字路口的世界与世界眼中的中国
一切旧有的秩序都烟消云散了，
这对中国来说，既是新的挑战，
也意味着摆脱旧世界的希望与可能。
1919年10月11日，历经欧游的梁启超抵达巴黎的郊外，寄居于白鲁威的旅馆之中。这时国内的学生运动犹在风起云涌，革命的激进态势也几乎席卷了大半个欧洲，在世界大战尘埃落定后，整个欧洲的命运依然渺茫难知。在寒冷的旅馆中，梁任公失望地记录下他所亲历的境况：“那天地肃杀之气，已是到处弥满，院子里那些秋海棠野菊，不用说早已萎黄凋谢。连那十几株百年合抱的大苦栗树，也抵不过霜威风力，一片片的枯叶蝉联飘堕，层层堆叠，差不多把我们院子变成黄沙荒碛。”
这样的情绪并非梁启超作为局外人的触景感伤，在象征派诗人保尔·瓦雷里的笔下，一战结束后的精神创伤同样沉重难忘：“暴风雨已经平息，我们却依然烦乱不安、心绪难平，仿佛暴风雨又将骤然来临，几乎所有的人类事物依然难以测定。我们在思索已经消失的东西，我们几乎被已经毁灭的东西所毁灭，我们不知道还会有什么新东西诞生，我们恐惧未来这不是没有理由的。”
暴风之后：1919年的国际秩序
早在一战结束前，尚未成名的斯宾格勒便已出版了即将为他带来巨大声誉的《西方的没落》。而经历了空前浩劫的西方世界，也正着手在废墟上重建西方文明的秩序。1918年，美国总统威尔逊在国会讲演中提出了著名的“十四点计划”，集中彰显对一战后国际秩序的构想，呼吁在签订公开和约的基础上，建立公正而持久的和平。这一计划不久便赢得广泛的呼声，战胜国列强在此基础上召开了巴黎和会，试图维系国际社会的新格局，并通过缔结和约的方式重建战后的世界。各国在大战中所处的战略位置不同，其战后争霸的目标与利益诉求也大相径庭。尽管巴黎和会初步建立了以《凡尔赛和约》为中心的国际体系，但正如列宁的经典论断：“靠《凡尔赛和约》来维系的整个国际体系、国际秩序是建立在火山上的。”
在《凡尔赛和约》签订的当年，这一体系的潜在危险便逐一暴露出来，德国的复仇主义情绪在逐渐蔓延，并喊出了“打倒《凡尔赛和约》”的口号。作为战胜国的中国曾对巴黎和会抱有极大的期待，威尔逊总统也被视为世界和平的救星。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使得曾盛赞威尔逊为“世界上第一个好人”的陈独秀痛斥其虚伪。而这一事件对中国社会的转型性影响，将会在稍后的历史进程中逐渐彰显出来。
而1919年的欧洲人民，也已逐渐从战后的欣喜欢悦中走出，不得不直面浩劫之后的惨淡境况与精神危机。在巴黎和会上，英法成为最大的利益获得者，英国依然维持着日不落帝国的地位，法国也在与德国的战争中一雪前耻，重新称霸欧洲大陆。但英法两国在战争中所遭受的损失却是巨大的，伦敦不再是世界的金融中心，英镑的地位也发生动摇，而法国的财政危机正在逐渐暴露。尽管巴黎和会牺牲了弱小国家的利益，但威尔逊“民族自决”的理念在客观上却为民族主义的高涨与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提供了有力的契机，一系列弱小的民族国家得以独立，冲击了欧洲列强所主导的殖民体系。
巴黎和会之后，美国拒绝签订《凡尔赛和约》，列强在太平洋地区的利益分配成为亟需解决的重大问题。早在一战期间，日本便已攫取了德国在山东的利益，日本实力的显著增强，使得远东的军事形势更加尖锐。美、英两国不得不对日本独霸中国的野心进行遏制，试图以扩张海军的方式巩固其自身地位。美、日之间的利益冲突虽然在稍后的华盛顿会议上得到缓和，但还要等到下一个历史阶段才会真正激化。
对战败国而言，《凡尔赛和约》的签订更是埋下了日后的危机。1918年11月，德皇威廉二世在革命的汹涌浪潮中退位逃亡，德国也由此陷入各方势力争夺的混乱局面。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德国无产阶级革命，然而在1919年1月，德国共产党领袖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被逮捕杀害，起义工人遭到镇压。魏玛共和国成立后，德国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随之而来的是巨大的财政赔偿与日益激化的国内矛盾。德国的工人运动依然此消彼长，并成立了昙花一现的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
这一年的秋天，一位名叫希特勒的青年人加入所谓德国工人党，随即以他高超的演说才能与交际能力吸引了大量追随者。他抓住德国民众对《凡尔赛和约》的仇恨心理，组织大量集会进行宣传，成功煽动听众们的复仇主义情绪。第二年，德国工人党改名纳粹党，他也逐渐跻身为纳粹的党首。同样是在1919年，墨索里尼在米兰成立了“战斗法西斯”，宣称要从各个方面对贫弱的意大利进行改革。即将影响整个世界格局的法西斯主义也登上了历史舞台。
民族主义的呼声也在这个历史节点上兴起，1918年底，埃及民主革命领袖柴鲁尔发起了群众性的反殖民运动，呼吁以和平合法的手段实现埃及的独立。1919年3月，遭受镇压的游行演变为暴力抗争与武装起义，即使是开罗的妇女也走上街头抗议英国殖民者。在这一浪潮下，英国殖民者不得不释放柴鲁尔，并允许其参加巴黎和会。经过数年的抗争，在1922年，埃及成立了非洲现代史上第一个民族独立的国家。
1918年11月，北京大学为庆祝协约国胜利，在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内举行了一系列演说大会，而时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李大钊的演说，显得有些另类。他大胆预言了二十世纪的世界潮流，并把一战的胜利归结为庶民的胜利：“人类的历史，是共同心理表现的记录。一个人心的变动，是全世界人心变动的征兆。一个事件的发生，是世界风云发生的先兆。一七八九年的法国革命，是十九世纪中各国革命的先声。一九一七年的俄国革命，是二十世纪中世界革命的先声。”出于对民族命运的关切，他敏锐地意识到十月革命所带来的新的历史机遇。
1919年3月，共产国际在莫斯科成立，号召各国支部抛弃改良主义，在夺取政权和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斗争旗帜下联合起来。新成立不久的苏维埃政权在此时向中国伸出了橄榄枝，在第一次对华宣言中，苏维埃宣布废除帝俄时代与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放弃俄国在中国的特权和利益。
1919年的欧洲乃至世界，正处在历史的十字路口，在废墟中徘徊。曾经被引以为豪的理性文明遭到质疑，人们在战后遭遇了一次又一次精神危机。世界大战催化了国际秩序的重构，欧洲列强所主导的殖民体系遭受了猛烈的冲击。民族解放与社会主义运动奏响了新时代的旋律，而远在东亚的中国，也深深参与或被卷入这一浪潮中。一切旧有的秩序都烟消云散了，这对中国来说，既是新的挑战，也意味着摆脱旧世界的希望与可能。
异域之眼：五四前后外国人眼中的中国
1920年，英国作家毛姆来到中国游历，期待在古老的东方体验未被工业与科学影响的异质文明。毛姆拜访了在西方颇负盛名的学者辜鸿铭，并把他关于中西文化的见解记录于《在中国屏风上》一书中：“当黄种人也可以制造出同样精良的枪炮并迎面向你们开火时，你们白种人还会剩下什么优势吗？你们求助于机关枪，可是到最终你们将在枪口下接受审判。”他对传统中国的装饰并不欣赏，认为“虽然苦心孤诣地使你的双目愉悦，通过与简单外观的对比而形成精美的持久性装饰效果，但最终审美的疲劳征服了你。”在他笔下，古老中国的文化神秘而凋敝，书中充满了作为一名旁观者的隔膜与批判。
1919年4月30日，来自日本的客轮熊野丸号在上海停泊，早已等候多时的胡适、蒋梦麟、陶行知终于迎来了60岁的美国哲学家约翰·杜威。五天后，五四运动在中国爆发，青年学生为争取统一、独立和民主而发出的奋斗使得杜威夫妇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由此决定在中国进行长期考察。这一年的夏天，他在北京街头目睹了学生们高涨的爱国热情，在给女儿的家信中，他这样写道：“中国不签和约，这件事所含的意义是什么，你们是不会想象得到的。不签约这件事是舆论的胜利，而且是一些青年男女学生们所掀起的舆论。”
随后，他发表《中国人的国家情感》一文，指出这一运动是“中国国家感情存在与力量的突出证明，如果还有什么地方的人对中国人爱国主义的力量和普及程度抱怀疑态度，那么这种证明就是深切而且令人信服的教训。”在与胡适等学者的交流中，他逐渐了解了中国正在进行的新文化运动，坚信这一运动为中国未来的希望打下了最为坚实的基础。正如他的女儿在传记中写道：“杜威不仅对同他密切交往过的那些学者，而且对中国人民，表示了深切的同情和由衷的敬佩。中国仍然是杜威所深切关心的国家，仅次于他自己的国家。”在全国各地的巡回讲演中，他始终关心中国的教育，反复强调民主主义与教育的关系，并提倡实业与教育相结合。他对中国的未来寄予厚望，在告别演说中指出：“我向来主张东西文化的汇合，中国就是东西文化的交点。”
在杜威稍后，英国哲学家伯特兰·罗素的到访同样被中国知识界寄予厚望，热切期盼他为中国的道路开出救世良方。但他深奥的数理哲学及温和犹疑的政治立场却并未引起国人的共鸣，也未能给出改造中国的确切方案，逐渐遭受冷遇。在带着遗憾回国之后，根据他在中国近一年时间的旅行与考察，他撰写的《中国问题》一书于1922年出版，试图争取西方人对中国的认同感与好感。他在书中如此写道：“我们的繁荣以及我们努力为自己所攫取的大部分东西都是依靠侵略弱国而得来的，而中国的力量不至于加害他国，他们完全是靠自己的能力来生存的。”出于对资本主义文明的失望，以及对中国这一文明古国的关切，他在书中警告，必须避免全盘西化或是保守主义的极端危险。
罗素高度重视西方文明与中国文明的相互借鉴，主张中国应对传统文化有所变革，抛弃无价值的东西。对现代中国的未来道路，他也在书中给出了忠告与预言：“假如中国人能够自由地从我们西方文明中吸收他们所需要的东西，抵制西方文明中某些坏因素的影响，那么中国人完全能够从其文化传统中获得一种有机的发展，并能结成一种把西方文明和中国文明的优点珠联璧合的灿烂硕果。这种新文明将比我们西方人现在所能创造出的任何文明更令人神往。”
杜威与罗素对中国的同情立场，与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知识界日益开放的态度是密不可分的。五四运动的爆发得到西方舆论的盛赞，认为其象征着一个古老民族富于希望的、脱离蒙昧的觉醒。庚子事变以来，中国与西方之间的隔阂与误解正在逐渐消弭。世界大战之后欧洲知识分子对西方文明的失望，更加深了他们对东方文明的兴趣与期待。
而这时的中国，显然正在发生微妙而剧烈的变化，这一潜流，被一位异域来客敏锐地捕捉。1921年4月，来华游历的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拜访了青年学者李汉俊，他在游记中如此描绘眼前的李公馆：“会客室内一张长方形的桌子，两三把洋式椅子，桌上有盘子，里面盛着陶制的水果。除了这些梨、葡萄、苹果等粗制的仿制品外，没有任何赏目的装饰。但房间却一尘不染，朴素之气让我爽悦。”
与李汉俊的交谈显然给芥川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李汉俊向他指出了社会革命的必要性，并得到了芥川的同情：“然吾人之当努力者，唯社会革命一途而已耳。……种子在手，唯惧万里之荒芜，或吾力之不逮也。”这位来自日本的青年作家，在意外间闯入了历史的转折现场，邂逅了另一位正在筹划大计的青年。三个月后，那次改变中国命运的会议就在这间住宅里召开，中国共产党于此成立，现代中国的进程从此翻开了新的一页。（常上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