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史话丨国学大师钱穆
钱穆，原名思鑅，字宾四，号未学斋主。1895年7月30日生于江苏省无锡县延祥乡啸傲泾七房桥村一书香世家。他著述颇丰，毕生以弘扬中国传统文化，高举现代新儒家的旗帜，产生了巨大影响，在我国现代学术界称得上国学大师。
国学大师钱穆
钱穆以研究中国文化史、学术思想史著称，专著多达80种以上，代表作有《先秦诸子系年》《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国史大纲》《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国历史精神》《中国思想史》《中国学术通义》等，此外还有结集出版论文集多种，如《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中国文化丛谈》等。他是中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中央研究院院士，故宫博物院特聘研究员。中国学术界尊之为“一代宗师”，与吕思勉、陈垣、陈寅恪并称为“史学四大家”。
求学时期的钱穆
求学时期的钱穆
钱穆出生于1895年。他的父亲钱承沛考中秀才后，因体弱多病，便再无意科举。但他对两个儿子寄予厚望，希望他们能读书入仕。钱穆7岁那年，被送到私塾读书，12岁时，父亲撒手人寰。母亲宁愿忍受孤苦，也不让孩子辍学，钱穆得以继续就读于常州府中学堂。在开设的课程中，钱穆偏爱国文和历史。其时，他偶然读到了谭嗣同的《仁学》，深受鼓舞，自己剪掉了长辫。
1911年，因课程改革，校内发生一场学潮。学生公推代表和校方谈判，钱穆是五位学生代表之一，由于谈判破裂，性格倔强的钱穆便自动退学。校长屠元博很是欣赏这位年幼聪明的学生，便推荐他到南京私立钟英中学就读。期间，钱穆常深夜倚枕，背诵韩愈、柳宗元、欧阳修等唐宋诸大家的诗文。后因辛亥革命爆发，学校停办，钱穆不得不辍学，结束了他的学生时代。
十年乡教时期的钱穆
十年乡教时期的钱穆
1912年春，钱穆继承父兄办学服务桑梓的传统，任教于秦家水渠三兼小学，国、算、英、史、地、体育、音乐诸课均由他一人担任，每周授课36小时，由此开始了他为期10年的乡村教育生涯。1913年举家迁荡口镇，钱穆任教于荡口私立鸿模学校。1914年夏，无锡创立六所高等小学，梅村一所为第四高等小学，钱穆应邀前往任教，仍兼鸿模教课。1916年秋，改任泰伯市（今无锡市新区鸿山镇后宅）第一初级小学校长，兼泰伯市图书馆首任馆长。教育实验3年，学生成绩为后宅四乡13所小学之最，获得社会各界赞誉。钱穆10年乡教、10年苦读，为日后的学术研究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从乡村教师到大学教授
从乡村教师到大学教授
1922年秋，因厦门集美学校校务长施之勉邀请，钱穆赴该校任高中部与师范部三年级毕业班国文教师。次年秋，又因钱基博相邀回无锡，在江苏省立第三师范学校任教。期间，他编撰了《论语要略》《孟子要略》《国学概要》和《论语文解》等著作。1927年秋，转入江苏省立苏州中学，任最高班国文教师兼班主任，课余时间做了大量研究，撰述《先秦诸子系年》。1928年夏，钱穆在百日之内妻、儿、长兄相继亡故。他强忍着悲痛，继续学术研究，于次年完成《先秦诸子系年》全稿；紧接着又撰著《刘向歆父子年谱》。钱穆的史学功底和才华震惊了学术界。在广州中山大学任职的顾颉刚教授回苏州小息，读了钱穆的《先秦诸子系年》，感叹道：“君似不宜长在中学教国文，应去大学中教历史。”
1930年秋，经顾颉刚推荐，钱穆应聘北上任燕京大学国文讲师。1931年春，顾颉刚给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胡适去信，极力推荐钱穆代替自己到北大任教。同年夏，钱穆得北大聘书，转任北大史学系副教授、教授，同时在清华大学兼课。后又在燕京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兼课。在北京几所大学同时任教，钱穆因此有机会与当时一些学术名流，如熊十力、陈寅恪、梁漱溟等聚会交流，获益匪浅。当时钱穆主讲《中国上古史》《秦汉史》《中国通史》《中国政治制度史》《中国近300年学术史》等。听讲者除本校学生外，还吸引校外很多学生闻风而至，常把教室挤得水泄不通。在北大，胡适对钱穆尊重有加。有人问胡适关于先秦诸子事，胡适总是说可以去问钱穆，不必再问自己。钱穆和胡适都因以演讲方式上课而驰名北大，成为最叫座的教授之一，在学生中有“北胡南钱”之说。
潜心致学的钱穆
潜心致学的钱穆
1937年抗战爆发，钱穆参加北京大学教授集会，决议通电拥护抗日。后为避战乱，北大等校联合组成西南联大，迁至昆明。钱穆在昆明郊外小县宣良择地而居，每周除三日赴昆明授课外，便在幽静的宣良独居著书。钱穆认定“学问之事，贵能孤住”。近五十万字的《国史大纲》，历时一年撰著而成，被定为全国大学用书。1939年夏，北大南迁联大的史学系学生已经全部毕业，钱穆才答应受聘流徙成都的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教授、主任和《齐鲁学报》编委会主任。不久告假回苏州娄门择居耦园，著《史记地名考》，编齐鲁学报。
1940年夏，返成都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履职，兼齐鲁大学课，讲授《中国文化史导论》。1943年秋，齐鲁国学研究所停办，钱穆受华西大学文学院院长罗忠恕之邀前往任教。1945年又兼四川大学课，讲授《中国政治制度史》。1946年夏，钱穆东归苏州耦园，即被邀请至常熟讲课。当时云南的于乃仁、于乃义兄弟俩正筹办昆明五华学院，于乃仁专程到苏州邀请，钱穆欣然允诺。这年秋，钱穆只身赴滇，任五华学院文史研究所所长，兼云南大学课，讲授《中国思想史》。
1947年，无锡荣家创办江南大学，荣德生屡屡相邀，钱穆遂决定返锡。当年10月底，钱穆受聘任江南大学文学院院长。荣德生特地将荣巷宅地楼上通风明亮的房间让给钱穆和他的助手居住，自己则住楼下。在无锡荣巷，钱穆完成了两部书稿：《湖上闲思录》《庄子纂笺》。1948年仍任江南大学文学院院长，兼迁徙苏州的河南大学课。同年底，江南大学发生学潮，适逢广州私立华侨大学王力来函聘请钱穆前去任职。翌年春，钱穆就与唐君毅联袂下广州，任教于华侨大学。同年秋，随校迁往香港。
钱穆铜像
晚年的钱穆
入港后，钱穆见当时很多青年失业失学，踯躅街头，便萌发了创办学校，为失学青年提供求学机会的念头。在学界同仁们的支持下，钱穆于1949年10月创办亚洲文商学院，并担任院长；1950年秋改名为新亚书院。1953年，筹办新亚研究所，兼任所长。期间撰专著《中国传统政治》《中国社会演变》《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国思想史》《国史新论》等二十余部。1955年6月27日，获香港大学颁授的名誉法学博士学位。1960年1月，赴美国耶鲁大学东方研究系讲学半年，获耶鲁大学颁赠的名誉人文博士学位。后又去哥伦比亚作演讲，介绍中国传统文化。在美停留7个月后，应邀赴英国牛津、剑桥大学访问，后经法国、意大利回香港。
晚年他患有眼疾，但仍然以惊人毅力笔耕不止，著有《晚学盲言》《中国现代学术论衡》和《中西文化比较观》等专著。1986年3月，钱穆应台北《联合月刊》编辑之请，发表《丙寅新春看时局》一文，认为“全中国和平统一是个大前途、大希望”》。《人民日报》即予以摘载。同年6月9日，钱穆以91岁高龄，为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史学研究所”博士班学生讲授中国文化思想史，这是他生前最后一堂课。他殷殷寄语学生：“你是中国人，不要忘了中国，不要一笔抹杀自己的文化，做人要从历史里探求本源，在大时代的变化里肩负维护历史文化的责任。”1990年端午节，95岁的钱穆写完了《中国文化对人类未来可有的贡献》一文。同年8月30日，钱穆无疾而终于台北杭州南路寓所。遵照其遗愿，骨灰归葬苏州太湖之滨的西山。
钱穆一生著作颇丰，留下八十余部计一千四百多万字的学术著作。全国政协副主席、著名科学家钱伟长称赞钱穆“仅上过中学，靠非凡的刻苦自学成才，学术上卓有成就”。“经、史、子、集皆精通”，香港学术界赞誉他是“博通四部著作等身”的国学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