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着赐服六十一代衍圣公孔宏绪画像
央视大型综艺节目《国家宝藏》山东博物馆专场中,山东博物馆有三件国宝入选,其中一件是孔府旧藏明衍圣公朝服赤罗衣裳。节目中,有关这件文物的开场白是这样说的:“一件朝服牵引出的是一个家族几百年来崇尚礼规的秩序观念,更是中华民族仁、礼文化千年延续的见证……”
赤罗朝服只是山东博物馆收藏的孔府衣物旧藏中的一件。山东博物馆收藏的孔府旧藏衣物中还有一大类:赐服,包括蟒服、飞鱼服、斗牛服和麒麟服等。
衣服纹样划等级
据记载,曲阜孔府传世下来两箱明代服装,里面服饰颜色有深红、深绿、深蓝等,色彩保存完好,其中多数为御赐服饰,即蟒服、飞鱼服、斗牛服、麒麟服等。20世纪50年代,这批文物的一部分从曲阜调拨到山东博物馆收藏,并被保存在定制的橱柜里。衣服材质以罗绸为主,对温度和湿度要求非常高,库房基本上恒定在20℃。这批服饰还必须平放在抽屉里,不能折叠,因为折起来会产生压痕,年份久了折痕处易断裂。这成为山东博物馆的一组别具特色的馆藏文物。
赐服是明代出现的一种服饰制度。为了消除元代蒙古族服饰的影响,明太祖朱元璋下诏禁止穿胡服,重新比较完整地规定了服饰制度。其中,皇帝为了奖励有功勋的臣子,特制定了赐服制度。
赐服不属于文武百官的标准服制,最初只适用于皇帝身边的内使宦官,后来作为赏赐,成为皇帝给予臣下的一种特殊恩宠。赐服也分等级,但不是指服饰的样式,而是根据纹样不同分为蟒服、斗牛服、飞鱼服,从而形成不同的等级。
山东博物馆所藏的孔府旧藏明代赐服中,就有一件蓝罗盘金绣蟒袍,为三品服色,袍服色彩鲜艳而不失温和,做工考究,简洁大方而不失华贵。这件袍服为圆领、右衽大襟、宽袖,左右有摆,肩襟缀一对纽袢,胸襟缀一对系带,两侧腋下有插摆,并各垂一条彩绣花鸟白罗飘带。在蓝色云纹暗花地上,刺绣出云肩和通袖膝襕纹样,云肩内绣有两条蟒,似在相互追逐,袖子正面每边一条小蟒,膝襕处有两只相对戏珠的小行蟒。蟒袍以平金为主要针法刺绣出全部蟒纹,在蟒的四周用衣线刺绣出牵牛花、梅花、兰花等花朵,还有蝴蝶、犀角、方胜等各色杂宝,又以盘金圈出轮廓线条。
孔府的赐服均为历代“衍圣公”所穿着。从汉代开始,孔子创立的儒家思想逐渐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王朝统治者为了表示尊孔,其恩泽也荫及孔氏子孙,尤其是从宋至和二年(公元1055年),宋仁宗封孔子嫡长子孙为衍圣公,此后历经宋、金、元、明、清、民国,直至民国二十四年(公元1935年)800余年的时间,衍圣公成为世袭罔替的尊贵称号,衍圣公历史沿革也是一部尊孔和儒学发展的历史。
《曲阜县志》记载,在明代,御赐衍圣公有朝服、蟒袍、袍料、冠、靴、玉带、带绶等物;同时记载“衍圣公府家藏元明衣冠,历代视若珍宝,珍藏于内库。”《孔府内宅生活》中提到孔府中专事管理衣服的人很多,有负责列需更换衣服单子的,有专门负责去库中翻找的,还有专门负责管理衣服的人,同时记录衣服的使用情况,并负责晾晒、折叠。明衍圣公朝服是在比较隆重的大朝会、仪式中穿着的服饰,蟒服也不是日常穿着。
中国古代的龙纹是等级最高的纹样,明洪武二十四年(公元1391年),朝廷下令:“官吏衣服帐幔,不许用玄、黄、紫三色并织绣龙凤文,违者罪及染造之人。”规定只有皇太后、皇帝、皇后、皇太子、亲王、世子、郡王等可以使用龙纹。在这种制度下,皇帝为了赏赐有特殊贡献的臣子,就出现了蟒纹服。
蟒,原指大蛇,明代的“蟒”是仅次于“龙”的高级纹样,整体造型与龙几乎一样,两者的区别在爪部(脚趾),龙为五爪,蟒只用四爪。《万历野获编》说:“蟒衣为象龙之服,与至尊所御袍相肖,但减一爪耳。”《明史》记载,永乐之后,宦官在皇帝左右,必穿着蟒服,形制如曳撒,衣上左右绣蟒纹,腰部系鸾带,作为燕闲之服。穿蟒服要戴玉带。弘治十五年(公元1502年),《大明会典》修成,明孝宗为奖励参与编修的大臣,特赐大学士刘健、李东阳、谢迁等蟒服,开内阁大臣赐蟒之先例。但是随着服饰制度监管的松懈,屡屡出现僭越之事,后来也出现了五爪之蟒,不过究竟是蟒还是龙,要看穿在谁的身上,穿在皇帝身上叫“龙袍”,穿在臣子身上只能叫“蟒袍”。
与蟒服相似的还有飞鱼服、斗牛服。飞鱼是从古印度神话中的摩羯演变而来,头部像龙,两足,四爪,有双翼,鱼尾,有腹鳍一对,据《山海经》载:“其状如豚而赤文,服之不雷,可以御兵。”它是一种龙头、两足、双翼、鱼尾形的具有神话色彩的动物。斗牛原指天上的星宿,后来演变成为龙形的瑞兽,据周祈《名义考》记载:“斗牛如龙而觩角。”明代服饰上的斗牛为蟒形,一般为四爪,鱼尾,头上双角向下弯曲如牛角状。与蟒服出现五爪蟒一样,后来也出现五爪的飞鱼和斗牛。
因为蟒、飞鱼、斗牛这几种纹饰与龙纹很相似,加之都是皇帝身边的宦官或者有功勋之人才能使用,所以这几类服饰被视为尊贵的象征,所穿之人也感到非常荣耀。据《明史·舆服志》记载,正德十三年(公元1518年),“赐群臣大红贮丝罗纱各一。其服色,一品斗牛,二品飞鱼,三品蟒,四、五品麒麟……”
明清鼎革之际,孔府的人必须要换清朝的服装,而明朝皇帝赐给孔府的汉服衣冠,就被封存在内库中完整地保存了下来。
这些汉服实在是太珍贵,因为它们才是真正的明朝人穿过的“时装”,正因为有了它们,几百年以后的我们,才知道华夏的老祖先,在明代的时候,究竟都是穿什么服装在生活。
画里画外谁穿蟒服
有意思的是,在山东博物馆收藏的一幅明代画卷上,我们也看到了一件蓝色蟒服,与衍圣公的这件极为相似,这就是《明·钱復绘邢玠像图卷》。
画中老者身穿一件华服,交领、衣领处用白绸相饰,右衽大襟,过肩、通袖、膝襴处饰有飞蟒以及五彩的海水江崖,正是皇帝御赐的蟒服。
画中人为明代抗倭英雄邢玠。邢玠(公元1540年—1612年),字搢伯,亦字昆田,山东益都(今青州)人,隆庆五年(公元1571年)考中进士,被朝廷派往密云做知县。他开始关心军事,研习兵法,加固长城,训练军队。当时驻扎在密云的总兵官是戚继光。两个人既是志同道合、为国为民的热血男儿,又同是山东老乡,见面之后的惺惺相惜不难想象。
万历二十五年,明政府重派邢玠作为援朝统帅,入朝指挥抗日战争。在他的指挥下,中朝联军打败日军,取得胜利。
万历非常高兴,对参加援朝抗倭的将士们论功行赏。据《明神宗实录》记载,对邢玠的封赏是:“加太子太保,荫一子世袭锦衣卫指挥佥事,赍银八十两,大红纻蟒衣一袭,给诰命……”如今,这件“大红纻蟒衣”在山东博物馆收藏的另一幅绘画《身着赐服的邢玠夫妇画像》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他的功绩绝对配得上这一袭蟒服。
值得一提的是,邢玠的老朋友戚继光,也得到过御赐蟒服的荣耀,我们也能在山东博物馆所藏的《身着赐服的戚继光画像》中看到他身着赐服的容颜。这些图像资料与史籍记载相互佐证,让我们更加直观地了解明代的赐服制度。
“半部明朝服饰史”
孔府世家由于其特殊的历史文化地位,特别是“尊祖守制,诗礼传家”的传统所形成的家族文化,使之积累了大量弥足珍贵的历史物化资料,府内珍藏极为丰富,种类繁多。明代规定,孔子嫡裔长孙15岁,朝廷便钦授二品文官冠服,到继承爵位时,又赐正一品服色麒麟袍玉带;衍圣公夫人被诰封一品夫人后,赐相应的凤冠、官服。衍圣公及其夫人入京朝贺时,或者皇帝亲临孔府祀孔时,常常会赏赐赐服。
孔府传世的明清服饰有八千余件,其中以明代服饰最为珍贵,中国以及亚洲周边国家明代以前服饰存世极少,且多为墓葬出土,像孔府这样系统、品类繁多、色彩鲜艳、保存完好者,绝无仅有,堪称半部“明代服饰史”,体现了当时的舆服制度和服饰制作的高超工艺。这些服饰,因为是皇家御赐,在面料、色彩、做工方面都是无与伦比的。
孔府特重礼仪,什么节礼怎么穿、穿什么都有一整套的规章制度。清早期,孔子六十八世孙孔继汾著《孔氏家仪》十四卷,其中对孔府的服饰礼仪有专门记录,但也正是因编写这本书,被族人孔继戍告发,以篡改《大清会典》之罪充军,这本书也就失传了。
到民国时期最为盛大的一次祭孔典礼时,穿什么仍是礼仪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已是民国,来参加典礼的官员们不穿古代礼服,但仍要求穿长袍马褂,胸前佩戴长条标志,凡短装打扮者一律不许进入孔庙,有许多记者、来宾不知这规矩,没有长袍,来到曲阜后,到处借衣服,一时曲阜的长袍奇缺。
如今,孔府旧藏服饰是研究清代以前中国传统服饰的活化石,对于世界东方服饰文化的研究具有重要价值和历史意义。有专家表示,“衍圣公府这批衣服是目前可知的年代较早、类别完整、传承有序、历史信息丰富的传世冠服实物,极大地填补了考古出土服饰因为信息不完整而留下的许多空白,如明代织物的颜色、各时期服饰发展演变特点等,是中国服饰史的瑰宝。”
(稿件原载于2019年10月19日《大众日报》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