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口述】知青生涯点滴事

汪洋，男，安徽省安庆市人，1948年5月生于重庆。1969年2月19日，下放到安庆市望江县新桥公社。1972年底，顶替母亲的岗位，回到重庆任教。1977年以优异的成绩被全国重点大学——四川医学院录取，现任重庆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生研究生导师；国际循证医疗卫生研究联盟中国分中心主任；英国利物浦大学荣誉教授。

作者（前排右数一）在红卫兵文艺宣传队担任 了中胡手，实现了多年梦想，脸上堆满笑容

参加望江县上山下乡积极分子代表大会 第二排左数第九人是作者

我去当农民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转达了毛泽东的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毛泽东一声令下，一场声势浩大的“上山下乡”运动在全国展开。那时，我正在重庆市第二十四中学读高二。1969年1月，我们学校传达了从初中一年级到高中三年级全体学生的下乡方案。第一种方案，由市里统一安排，大批学生将下乡落户于四川省苍溪县。第二种方案，由学生本人联系，投亲靠友，去农村亲戚家插队落户，否则，必须随大批学生去苍溪。学生和家长们都猝不及防，惶惶不安。

虽然恐慌，也只有服从。因为，“文化大革命”以来，各种稀奇古怪的事儿太多，已经习惯了。知青下乡，究竟要在农村待多久？“最高指示”没说。3年5年？10年8年？大家都说，既然户口都从城里注销了，那就不是一年半载的事儿。更担心的是，好多人说，只要你把户口从派出所注销了，粮食供应证上交了，就只能扎根农村，一辈子别再想回城了。

管不了这么多了，赶紧打听我们要去的苍溪县吧。

这个县在川北地区。红军时期是川陕苏区，红四军长征出发地。与陕北、江西等很多红军老区一样，20世纪60年代仍然十分贫穷落后。大家都说，苍溪很苦，农民终年口粮都不够。即使是丰收年，交公粮以后，只剩下半年的口粮。粮食吃完了，只能以红薯和蔬菜充饥。一到冬天，很多人都带着儿女出外乞讨。如果碰上灾荒年，很多人都会饿死。这个传言让大家更加惶恐不安，都挖空心思，联系农村亲戚，想把孩子送到离家近一些，能吃上一口饱饭的地方去当农民。

执意去安庆

父亲急忙和T伯伯商量。他俩年轻时一起从安徽老家跑到四川来参加革命，现在也都在重庆工作，是几十年的生死之交。T伯伯老家在安庆乡下，这次正准备把两个在重庆读中学的儿子送回安庆乡下亲戚家当农民。父亲老家在城里，没有农村亲戚，就问T伯伯，他家亲戚能否也让我和他家儿子一同去那里插队。

T伯伯听我父亲一说我下乡的事儿，立刻给安徽亲戚写信。很快有了答复，老家亲戚欢迎我也去落户。我回学校办理户口、粮食关系等手续，打算一过完春节就动身去安徽。

这时，母亲却对我去安徽很担心。她说：苍溪虽然穷，毕竟离家只有五六百里地，与重庆一衣带水，都在嘉陵江边。如果碰上了灾荒年，断了口粮，你可以跑到江边，搭上小渔船，顺流而下，一两天就回来了。家里再苦，吃糠咽菜都是一家人在一起。安徽就不行了，离家3000多里路，远隔千山万水，写封信都要10天半月才收到。有啥急事，叫天天不应，喊地地不灵的，怎么能放得下心？

我却去意已决。我对母亲说，你和爸爸从小教育我，好男儿志在四方。当年全国抗日战争爆发，爸爸不愿当亡国奴，一个人从安徽跑到四川，他当时才19岁呢，冒着杀头、坐牢的危险，在大学里搞学生运动，他还参加了地下党。我如今都20岁了，去安徽，总没有生命危险吧？说不定过几年，还给你带个会唱黄梅戏的漂亮安徽媳妇回来。

再有，安庆是“千年古城、文化之邦、百年省会、戏剧之乡”，是安徽最早的省会地。清末民初，安庆就与重庆、武汉、南京、上海并称为“长江五虎”。即使当一辈子农民，我也愿意去这个文化底蕴深厚，现代化程度高，年轻人有更多发展机会的地区。

最后，我安慰母亲说：“我先去打前站看看，如果安徽条件太差，弟妹们就可以不去，留在四川，你们也可以互相照顾。” 说了这么多理由，其实心里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理由不能说。那是多年来，一直深埋在心底的隐痛。

1957年，母亲成了右派。“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又把父亲揪出来，说他是川东地下党，有叛徒嫌疑。父母倒霉，我也入了另册，在同学和老师面前一直抬不起头。后来，红卫兵头头要我们天天跳“忠”字舞，唱什么“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浑蛋”之类的造反歌曲。每次唱这歌的时候，总觉得有一个声音在对我厉声喊：“你母亲就是黑五类、黑五类（地富反坏右）！你就是个浑蛋儿子！”

我觉得自己在骂我的亲爹亲妈，在人面前狠狠抽打自己的耳光。我痛恨自己，是个不孝之子，完全没有做人的尊严。所以，我早就想远走高飞了。飞得越远越好，去到一个谁都不认识我的地方，不再受父母历史问题的牵连。

1969年2月19日，农历初三，我一个人背着简单的行李，在重庆朝天门大码头，登上重庆直达武汉的轮船，顺长江而下，去安庆当农民。

“呜----”汽笛长鸣，轮船起锚了。站在船头，看脚下，浊浪滚滚；望远方，烟波迷茫。突然间，心里有些不安起来。我不知道，这样的决定，是否太幼稚？反正要离开父母，离开同学，离开从未远离过的家乡了。不管3000里之外的江淮大地是风雪漫天，还是阳光普照，我都要去闯一闯，才能心甘。

枞阳初受挫

从重庆朝天门登上“东方红”号轮船，沿长江顺流而下。经三峡，过武汉，5天后，我到达了安庆。

到了安庆城里大伯母家（即父亲出生的老屋。爷爷去世后，大伯父一家住），给堂兄们讲了我来安徽当农民的事。他们都是老实巴交的工人，因为家庭成分不好（大伯父是资本家，已去世），也不敢对这样的全国运动做点评，只叮嘱我下乡好好干。

第二天，伯母家来了个不速之客。是个女生，T伯伯的远房侄女小L。她比我大一岁，也是重庆的高中学生。听说我回安徽插队，就想一起来看看。没想到大年初三，我就离开重庆了。赶紧买了第二天的船票，尾随我而来。

第三天清早，我和小L一起，先乘船，后转公交车，整整一天。晚饭前才到了枞阳县。

T伯伯的堂弟，农民T大叔来车站接我们。我们跟着T大叔往家走。只见原野上大雪纷飞，天地皆白。分不清楚哪是天，哪是地。地上的雪已经积了厚厚一层，田间的小路也被雪盖住了。T大叔在前面带路，小L怕狗，我让她走中间，我断后。我们一边深一脚、浅一脚，小心翼翼地在乡间小路上走，互相提醒着，不要掉在两旁的水田里；一边尽情欣赏美丽的雪景。白茫茫的大地上，远处有几个小黑点，冒着淡淡的青烟。仔细看，原来是农家的烟囱。人们正在做晚饭，白雪覆盖的屋顶上冒出袅袅炊烟。这风景是我和小L在重庆城里从没见过的，我们都兴奋异常。小L扭过头，轻声对我说：“汪洋，这实在是太美啦！‘不见花姿态，唯有雪精神’呀。只要每年能看到这一场雪，当一辈子农民，也青春无悔了。我不想回四川了，和你们一道，就在这儿当农民。”我说：“是呀是呀，无悔无悔。那你就留下来不走了呗，互相还有个照应哦。”

到家了。刚坐下来，乡亲们就挤进屋来了。几十个人，男女老少挤在一间大屋里，像看动物园的猴子一样围着我们看，还让我们挨个儿认亲戚。

一个年轻母亲过来，抱着个吃奶的婴儿，要我们喊他“四爷爷”。我莫名其妙。T大叔说：“论辈分，这娃娃比你们T伯伯还要高一辈，你们当然应该算他的孙子了。”

又一个白发老奶奶过来。我刚要喊她奶奶，人们却说，她应该叫我阿叔，叫小L阿婶。原来，她是T伯伯远房侄儿的女儿。大家看见我们云里雾里，哭笑不得的样子，都乐开了花，笑声把屋顶上的瓦片震得哗哗响。

一会儿，大队长来了。他连声说，欢迎毛主席派来的好青年。要我们先在亲戚家里住一晚，说好次日一早带我们去公社办手续。

晚上，T大叔把我与小L领进一间小屋，要我们在这儿住。一看，这屋里只一张床。我们吓坏了，发现闹了个大误会。我忙说，以前也不认识小L，两天前才第一次见面。一起从重庆来安徽，只是来联系插队落户。二人只是知青战友，并无其他特殊关系。

于是，小L过去随大婶睡。我跟T大叔睡一起。屋外还在下雪，厚厚的被窝压在身上沉甸甸的，但是很暖和。一觉睡到半夜，猛觉得怀里有一团热乎乎、软不拉叽的东西在蠕动。用指尖轻轻试一下，全是毛。我吓得半死。屋里是死一般寂静，四处黑漆漆的，没有一丝光亮。难道碰上了《聊斋》中的狐狸精？心里害怕，一直睡不着。后来那东西轻轻动了一下，被窝里轻轻地“喵”了一声，才意识到是一只小猫咪。这个淘气的小猫，也不经冻，不知啥时候钻进我被窝里取暖来了。怕它用爪子抓我，或者咬我一口，也不敢赶它走。过了不知多久，就又和它相拥着，入了梦乡。

早饭后，喜滋滋地等着大队长，带我们去公社办手续。等了很久，快到午饭时间了，大队长才过来。他先找我单独谈话。他说，原先同意接收我们3个男生（还有T伯伯家兄弟二人，一月后才到）。现在又多了一女生小L，超出了原计划人数。经大队研究，决定留下小L，要我回去另想办法。

这个突然变化让我很意外，也有些郁闷。再一想，人家小L是个女生，应该女士优先。我是男人，碰到麻烦就该挺身而出。立刻与T大叔告别，要一个人乘公交车回安庆去。已是吃饭时间了，T大叔留我吃了午饭再走，我也没答应。

求助安置办

我回到安庆城里，与堂兄们商量，枞阳乡下不接收我了，怎么办？大堂兄比我大10多岁，见的多些。他出主意，要我去找安庆专署(后改为地区，现为安庆市)“知青上山下乡安置办公室” （以下简称“知青安置办”）。说明情况，并请求与安庆市的城市中学生一起，接受统一分配到本地区农村插队。安庆地区下辖安庆市及8个县，枞阳县只是其中之一。按理说，安排一个知青下乡插队不会太难。

我带上户口等证明，去了市安置办。来访者在办公室门外一排长凳上坐着，像医院门诊室外面的病人一样依次排队。

接待来访的军代表大约40来岁。方脸，浓密的两道剑眉，一双威严的眼睛。他严肃地接待来访者，简短、干脆地答复各种提问。手里同时飞快地翻阅和签署文件。文件办好了，就从抽屉里拿出公章，“啪”地一声，在文件上盖章，再喊：“下一个。”

轮到我了。还没听我说完，他就打断了我。说：安置办只接待安庆市的知青。凡户口在外地的知青，概不接待。外地知青要来，只能自己下乡投亲靠友，直接去找当地县革委会解决。

我说，自己千里迢迢赶来。原来同意接收我的枞阳县乡下亲戚家里出了点意外，无法再接收我，这也是一个很特殊的情况。而我的户口本已经在重庆注销，回不去了。他也不想听我说，又扭头喊：“下一个。”只好出去，坐在办公室门外。等全部来访者都走了，又进去找他。我已经想好了很多理由——

1.我父亲是安庆人，早年去四川当地下党。他和战友们长期潜伏在国民党军统、中统特务的大本营重庆，出生入死，终于打下红色江山。我今天响应号召回乡，当农民干革命。难道老家还不欢迎我么？

2.毛泽东指示，各地农村同志要欢迎他们去，安庆地区有8个县，其中有好几个县都是大别山老根据地。难道就容不下一个响应号召，不远千里来当农民，继承红军传统的热血青年么？

3.安庆有10多所中学，成千上万名中学生要下乡，就没一个机动指标么？我不去那些富裕的沿江平原地区，志愿去大别山区最艰苦、最需要人的地方接受考验。如果不相信，我向毛主席保证、写血书还不行么？

不管我的理由有多充分，他根本不听我的申诉。只好低下头，讪讪地回去了。第二天，我又去了。接连几天，像上班一样，每天都去安置办和他软缠硬磨。他不听我讲，就在旁边陪笑脸。一会儿帮他倒开水，一会儿给他点香烟。

一天，看见他办公桌抽屉半开着，露出一本书的红色封面。定睛一看，原来是小说《红岩》。我心中暗喜。假装很随意地，问他是否认识《红岩》作者罗广斌罗叔叔？他说：“不认识。罗叔叔？怎么啦？他还与你有什么关系么？”我胸脯一挺：“当然有关系。他是我爸的战友。”我接着给他讲：罗广斌如何在装疯卖傻的华子良帮助下，在渣滓洞监狱大屠杀前夕，成功越狱。“文化大革命”中，又如何被红卫兵诬为叛徒，怎样被抓，最后跳楼自杀，死得很惨。我还说：不仅见过罗叔叔，还认识江姐、就是江竹筠烈士的儿子彭云……

他态度稍好，我就抓住机会，要他考虑考虑我的实际困难。一个多月前，我的户口本已经从重庆派出所注销了，就放在我口袋里面。户口本上迁出地是重庆，迁入地填写的是安庆。打电报回家，家里说，已经问了重庆派出所。答复是：知青户口一旦注销了，绝不允许再上回去。粮食供应证也注销了，已经断了一个月口粮。难道我真的无路可走，最后只能流落街头，去当乞丐吗？

一天，照常一早就去安置办，和军代表“泡蘑菇”。进屋发现，换了一年轻军代表。戴副眼镜，皮肤白皙，说话斯文，看上去不太像军人。如果脱下军装，穿上中山装，简直就是个中学老师。他说，前一位军代表已经给他谈了关于我的情况。他又向我耐心地交代了一遍有关政策，要我理解，安置办也必须按规定办事。看他对人很和蔼，我坚定了说服他的决心。

第二天，我又去了，像老熟人一样和他打招呼。等他送走了所有来访者，我又像祥林嫂一样，唠唠叨叨把自己的理由向他反复诉说。还说，来安庆已经半个多月，身上带的粮票早就用完，回去的车票钱都没了。如果安庆再不解决，我就只好去省城合肥，沿街讨饭，找省知青安置办了。我不相信，偌大一个安徽省，幅员辽阔的江淮大地，就没有一个下乡知青的立足之地？

他苦笑一下，沉吟片刻，要我仔细想想：既然爷爷是安庆人，是否还有农村亲戚在安庆所辖的其他县？哪怕是远亲都行。我忽然想起，父亲曾说过，他的姐姐，我大姑家在怀宁县乡下。大姑的儿子，我表哥，就是当地农民。军代表叫我去怀宁乡下大姑家试试，只要她所在大队或公社肯接收我，市安置办就可以与怀宁县打招呼，协助办理有关手续。我大喜，立刻决定——次日就去怀宁。

怀宁再受阻

为了省钱，我决定不坐公交车，骑自行车去怀宁县大姑家。堂兄平时骑单车上班，我就借了他的车，说好当天回来。我是学校长跑队主力，骑一天长途，体力没任何问题。特意只穿了单衣裤，只在车后架上放了一件薄毛衣备用。

从安庆城里到怀宁县城石牌镇，是一条老公路。来回约400多华里，是一条狭窄的乡村公路，只是黄泥土坯路上铺了几层碎石子。路况不太好，弯道多，上、下坡多。公路两旁没有护栏，只是种了不少行道树。

想尽早赶到大姑家，天刚蒙蒙亮就出发了。我将裤腿高高挽到膝盖以上，不管是上坡还是下坡，都用力猛蹬单车踏板，快速骑行。公路上来往车辆很少。3月初，早春的天气，吸进鼻腔的空气开始有些寒意，一会儿就不冷了，反而觉得全身上下十分凉爽痛快。

用力骑上一个大坡，出了一通汗。前面是一长下坡，我停止了蹬踏，任单车顺坡下滑，骑在车上稍事休息。车向前飞奔，坡度越来越陡，车速越来越快。只听耳边呼呼风响，单车似乎马上就要脱离地面。突然意识到：危险已经在向我悄悄逼近了。我开始用点刹方法，试着一下一下地捏后轮刹车。不敢捏住刹车不放，那样会把车轮抱死，非翻车不可。刹车闸发出一阵阵刺耳的尖叫，车速却控制不下来。单车载着我，像一颗出膛的炮弹，呼啸着，紧贴着公路朝前方弹射出去。

正在考虑，要不要紧急跳车，脱离险境。咦，车速似乎渐渐变慢了。原来，坡道已经变得平缓些了。随着我的点刹，车速也慢慢降下来。我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突然，前面出现了一个向右拐的急弯。我赶紧小心翼翼地继续用点刹，想在进弯道时，把速度再降慢一点，确保顺利通过弯道。弯道刚转了一半，不好！迎面一辆大货车！一边，是依然风驰电掣的单车，从上边俯冲下来；另一边，是占据了三分之二路面，巨无霸般的大货车，在吭哧吭哧地向上爬。

转瞬之间，一大一小，两车就会亲密相吻。跳车已经来不及了，那样正好落在货车车轮下面，被压成肉泥。说时迟那时快，想也没时间想，为避开从弯道内侧（我的右前方）开上来的货车，我咬紧牙关，死死抓紧龙头，朝着弯道外侧（左前方），笔直地猛冲过去。劈面是一棵粗壮的行道树，已经无法躲开了。

“嗨！”单车与大树相撞的一刹那，我怒吼一声，伸出双手，向右方全力猛推大树。“砰！”惊天动地的巨响，车倒在树下。我的身体，因巨大的惯性，脱离单车往左前方飞了出去。

那一瞬间，向侧方拼命推树的动作救了我。就像体操运动员跳鞍马那样，手一推树，身体立刻改变了飞行方向，擦着树干，向左前方冲出去。我在半空中，顺势向前翻了个跟头，双脚朝下，落在公路旁边的水田中（我小时候练过武术，会空翻，知道在空中如何收腹团身控制身体，避免了头朝下，倒栽葱插在田里啃稀泥的狼狈）。定了定神，爬上岸，扶起倒在树下的单车，把歪在一边的车头扭正，跨上去一试，嘿嘿，还行。这永久牌自行车，毕竟是响当当的国产名车，上海名牌。这样猛烈的撞击，它居然没散架。还能正常骑行！

“嘿，小子，是安庆杂技团的吧？空中飞人玩得好漂亮啊！”

我回头一看，原来是那货车驾驶员，把头伸出驾驶室，朝我喊呢。我向他做个鬼脸，也吼了声：“嗯，落地不太稳，晃了一下，勉强打8分吧！”

转身回去，把陷在田里烂泥中的解放鞋拔出来，在田边浅水中洗掉稀泥，再挂在车龙头上，让风吹干再穿。洗洗腿上的泥，光脚踩着单车，又继续赶路了。

到怀宁县城石牌镇了。经过县城汽车站的时候，我注意看了一下，早上几乎与我同时从安庆出发，开往这里的汽车还没到达。

离县城10多里地，就是大姑家了。我把车骑到县城边，找到一个小池塘，在塘边洗了脚，穿上已经风干的鞋，把衣裤上的泥点稍微擦一擦。再用手捧起塘水，擦擦脸。

到了大姑家，见到了大姑和表哥，才知道他们家的详细情况。

大姑解放前嫁给安庆城里一个小学老师。土改时，乡下的公婆被划为地主成分。后来，当老师的丈夫也因为出身地主家庭，被开除出教师队伍。夫妻二人带着独生儿子回乡，接受劳动改造。她丈夫，也就是我大姑父，在20世纪60年代初已饿死。大姑的公婆是70多岁的老地主，“文化大革命”中已被贫下中农严格管制起来。

表哥听我说了来意，想了想，说：“这里也是人多田少，农民口粮本来就紧张，不愿意接收知青。我家是地主，你来了，就是地主坏分子的亲戚，估计队长更不愿接收你。再说了，大队书记是个转业军人，革命警惕性特别高。三天两头对黑五类（‘地富反坏右’）训话。一有风吹草动就要开他们的批斗会。他还经常把五类分子的子女集中起来开会。会上，他总把‘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挂在嘴边。要我们这些‘狗崽子’，只许规规矩矩，不准乱说乱动。如果知道你母亲是右派，他一定不会让你有好果子吃。你还是回去吧。天无绝人之路，再想想其它办法吧。”

表哥只比我大两岁，却比我成熟得多。他进一步为我分析：离开重庆来安徽，是为了少受父母历史问题影响。如果又跑到一个受监督管制的老地主家里来落户，岂非才离狼窝，又入虎口？

虽然很失望，却对表哥的分析佩服得五体投地。和表哥一家告别，强打起精神，又骑车回去。回到市里，已经是晚上8点过。又累又饿，浑身骨头像散了架。狼吞虎咽吞了3大碗米饭，倒在堂兄床上就睡着了。

第二天起来，右手小臂肿得厉害，痛得不能伸手穿衣服。堂兄要我去医院看医生。一位中年女医生让我照了X光，诊断是“右手臂桡骨撕裂性骨折”。可能是昨天单车撞大树时，用力过猛受的伤。当时就感觉有些不对劲，因为心里有事，以为像以前打球时，肌肉软组织拉伤，过几天就好了，也没在意。

医生给我做完治疗，手臂打上石膏，要我一周后再复查。我站起身，觉得两大腿内侧一阵阵火辣辣的痛。去厕所用左手拉下裤子，低头一看：昨天猛骑了一天车，双腿胯下已经被磨得血肉模糊，惨不忍睹。一个大小伙子这个部位受伤，实在不好意思再去找那个女医生看。咬牙坚持着，慢慢挨回去。在堂兄家找点红药水抹了抹。发现内裤太小，一动就擦着伤口痛。只好挂空档，光穿一条外裤。走路也尽量张开双腿，像鸭子一样，半蹲着，学外八字脚走路。

在堂兄家休息了一天。第二天一大早，又照例去了安置办。

再求军代表

我右手小臂打着石膏绷带，挂在胸前，一瘸一拐地进了军代表办公室。军代表一见，忙问：“一天不见，咋成这样子了？”大概我那时看上去，特别像电影里那些吃了败仗的国民党伤兵吧？我给他简单汇报了去怀宁的经过。说：如果当时与那大货车激情相吻，也许就钻进车轮下，出不来了；或者头朝下，和单车一起撞在大树上，也成了《守株待兔》里那只兔子啦，不死也成了植物人。我又说：“如果那样倒也好，你们就不用天天和我这个重庆崽儿磨嘴皮了，户口和粮证也不用了，大家都省事啦”。我说着，咧嘴一笑。手臂一动，又是一阵剧痛，张开的嘴巴也痛歪了。

他皱着眉头听我说完，又上上下下打量我一遍，说：“你长得瘦小，能说会道，看不出，还是个不怕死的主儿啊。习过武，也能吃苦，为啥不报名当兵，吃皇粮呢？”我说：“当兵？那是俺从小就朝思暮想的事儿呀。这个年头，没有过硬的关系，不可能穿上军装。我爹妈只是个穷教师，无权无势。现在连当农民都没人要，哪个部队还要我？”

其实，我还对他隐瞒了一个重要事实。读初三时，我通过了极其苛刻的全面体检和各项测试，以百里挑一的身体素质，考上了空军飞行员。父母高兴得不行，与亲友们奔走相告。谁知乐极生悲，因母亲是摘帽右派，最后我没通过政审。从那以后，有好多年，我经常做梦，梦见自己在天空中自由自在地翱翔。

军代表想了想，起身给我倒了杯水，要我等一下。转身进到里间办公室。我在外面，听见他在轻声打电话，好像和人商量什么事儿。

他看上去比我大不了几岁。第一次见面，就觉得他很面善。与之前那位军官不同，他从不打官腔，总是很耐心地解释。我说话的时候，他就用眼睛看着我。水晶一样透明的眼镜片后面，那清澈的目光特别温和，不像很多解放军叔叔，目光炯炯、威风凛凛，让人敬而远之。

军代表打完电话出来，要我马上走，去安庆市农垦学校！ 他微笑着告诉我：这个学校有一个学生办了病残证明，免予下乡，多出来一下乡插队指标，可以让给我。校长答应，出个证明，就说我是该校学生，响应号召，去安庆地区望江县新桥公社落户。

喜出望外，我立刻马不停蹄赶到安庆城郊的农垦学校。没想到，校长劈头就问：军代表是你什么人？我支支吾吾不肯说（其实我也说不出，因为我与他素不相识，至今都不知他姓啥）。他见我不招，只好说：“按理说，我也不能给你开证明，因为你不是我校学生。军代表说，你是他表弟，父亲又是重庆地下党，红岩英烈江姐的战友。才破例给你办了。”我赶紧像小鸡啄米一样，不停地点头，又对他千恩万谢一番。

拿着农垦学校的证明，欢天喜地去感谢军代表。分手时，他在一个小笔记本上记下我的名字。又送我出来，看看四周没人，轻声对我说：“小兄弟，下去好好干。过两年，我争取去乡下把你招进部队来。四川佬，人小鬼大，是块当兵的料。”

我回家向堂兄们报告这个好消息，大家都为我高兴。

落户在望江

次日一早，我就乘汽车去望江县新桥公社。到公社时，已是晚饭时间。公社管知青的秘书带我去公社食堂吃晚饭。一小碟缺油少盐的白菜炒萝卜，一碗米饭。我吃得又香又甜。他又给我写了个字条，让我自己去离公社只有3里的下屋生产队报到。

按照秘书指点的方向，沿着一条土路走。很容易就找到了下屋生产队。这是一个一二十户人家的小村庄。天已经快黑了，队长直接带我去“知青屋”。他让我和先来的4个安庆知青住一起，明天再带我去领粮食。

“嘻嘻……嘻嘻嘻……”刚走到知青屋门外，就听见里面响起一串银铃般的笑声。进了门，见4个知青，两男两女，正坐在一张大床上，嘻嘻哈哈地玩扑克牌。队长说：给你们又带来一个同学。说完就转身走了。

4个人向我打招呼，说声欢迎。我们都各自报了家门。我放下行李，略作整理。坐在桌旁看他们玩牌。他们在玩“争上游”。谁输了受罚，赢家刮输家3下鼻子。

玩了好一会儿，天晚了，大家都有些累了。两个女生回到隔壁自己的房间。我和两个男生挤一张床实在有些勉强，将就对付一夜吧。明日再找队长要一张小床。

刚有些迷糊，似乎有人轻轻敲了两下房门。名字叫老M的男生立即翻身，披上衣服就出去了。我有些奇怪。另一个男生老Z说：“是那个女生小D，要去屋后上茅坑呢，怕野狗来舔她，老M去当保镖了。”他还说：上次小D一个人去茅坑，刚蹲下，就有一条大黑狗凑过来，在她面前站着，一言不发地盯着她看。接着，又向她张开大嘴，伸伸舌头。那又长又大、冒着热气的鲜红舌头几乎快舔到她的鼻子了。吓得她直喊救命，差一点掉到粪坑里。后来，她每次上茅坑，老M就会自告奋勇去站岗。

第二天早上，我找到队长。问他借一张小床，并请木匠来把大床修一修。他说：“小床就不用了吧。我们队地少人多，一下子来这么多知青，你恐怕是留不下来了啊。”

我大吃一惊：怎么我做个事儿竟这样难啊？不就是当个农民吗？队长见我木头一样待在那里。忙说：“你也甭着急。我和公社秘书说好了，你不用再回安庆，他会安排你去另一个生产队。”

就这样，我转到了离这4个知青不远的中湾生产队。这次是真的尘埃落定，我终于当上农民了。

二胡恋歌

4年的农村生活单调枯燥。整天面朝黄土背朝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为了努力挣表现，我每天都准时出工，在地里和那些壮劳力一样拼命干活。犁田打耙、栽秧割谷，技术性再强、强度再大的农活我们都学会了。三伏天在田里顶着烈日“双抢”（抢收抢种），数九寒天，不是去长江边挑土加固大坝，就是到大别山上开山放炮、修水渠。

当时最享受的娱乐活动就是在晚上就着昏黄的煤油灯读《毛泽东选集》，研究马列著作。有时也躲在蚊帐里，冒险读一些从非正常渠道搞到的中外文学书籍，其中大多数是“禁书”。

在人生最低谷的时候，成为我的精神支柱，让我没有倒下的，还有一位精神恋人不能不提，那就是从少年时候起，就与我不离不弃的“二胡”同志。

我在中学住校时，同学们给我的外号叫“饿二胡”（“饿”是动词，我那时每天下课就饿虎扑食般地向寝室跑，与其他同学争抢寝室里仅有的一把旧二胡）。大家看我学二胡这样废寝忘食，就送我这个雅号。我后来参加了学校民乐队，乐队老师发给我一把漂亮的红木二胡，让我保管，专人使用。我把二胡当珍宝一样藏起来，谁也不能和我争抢。

到安庆当农民时，我也就带上了这把心爱的二胡。

有一次和农民们一起挑大粪。我站在粪坑旁，手握长瓢从大坑里舀大粪，口里无意间轻声哼起《二泉映月》的调调。一个青年农民突然冲过来，一把将我推开。他抢过我的粪瓢，说：“你唱得太好听了，还是我们来干活吧，你就不用干啦，就坐在粪坑旁，拉二胡给我们听吧！”我苦笑一下，婉言谢绝了。我要通过干脏活累活让自己脱胎换骨。而且，坐在臭烘烘的粪坑边，翘着二郎腿，拉着抒情优雅的曲子，总觉得有点怪怪的。

此后，吃过晚饭，夜幕降临的时候，我的知青小屋门前就经常坐着许多农民兄弟，让我拉二胡给他们听。那个时候，在漆黑的夜空中，我真真切切地看到了一丝光亮。

回城受阻

就在我做好了扎根农村一辈子的思想准备，立志献身于人类最壮丽的事业——用锄头修理地球的时候，事情突然起了变化。

有一天，公社通知下来，县肉联厂要从下乡知青中招一批新工人。所谓肉联厂即肉类联合加工厂。我们那个县是省里出名的肉猪产地，说白了，这些新工人就是去厂里当杀猪匠。当时，“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口号深入人心，能够当上工人，对每个知青来说，都是朝思暮想的事。

因为下乡知青太多，而第一批招工名额却少得可怜，公社里几十名知青，谁有资格先离开农村？一场残酷的竞争很难避免了。我们那个公社邻近大别山老根据地，民风古朴，劳动表现好，肯吃苦的知青占有绝对优势。连续两年出席全县上山下乡积极分子代表大会（相当于评上劳模）的我，没有悬念地出现在推荐名单的榜首。

心中一阵又一阵狂喜，脸上却挂着谦虚的微笑，我跑到大队（即现在的村委会）吴书记那里填好政审表。几乎是用1500米长跑的速度，跑了3里山路把表交给公社秘书，盖好公社革委会的大印。再搭上一辆中途不断抛锚的长途客车，在崎岖不平的山区公路上颠簸了6个多小时，半夜里才终于来到县城。在汽车站长椅上等到天亮。一早，在县中心医院，接受严格的招工体检。

所有手续都办完了。只需要回到村里，静静地等候那激动人心的好消息到来了。

那天下午，我正在田里弯腰插秧。

“小汪！” 大队吴书记在田埂上向我招手。他刚刚从公社急匆匆地赶回来，叫我马上去他家。

我心里蹦蹦乱跳，心想一定是去厂里报到的通知到了，连忙丢下手里的一把秧苗，从田中央跑过去。田里泥水太深，才跑两步就摔了一个狗啃泥，全身扑倒在泥水里，旁边插秧的社员们看见我在水里扑腾的狼狈样，笑得人仰马翻的。我也顾不得大家笑话，四肢并用，连滚带爬地从田里狂奔到岸边。在路旁一个小池塘边，用双手浇着水，草草地把身上的泥浆洗了洗，湿淋淋地就跑到吴书记家。

我喜气洋洋地走进他家，吴书记看着我满头满脸的泥水，苦笑一下，从水缸里打了一盆水，要我先简单擦擦。他又给我倒了一杯凉茶，招手要我在他身旁坐下。我喘着粗气，努力让自己平静下来，等待他开口告诉我这个喜讯。

他冒着烈日从公社走回来，也显得十分口渴，一口接一口地喝着凉茶。过了好一会儿，一大壶茶都喝光了，他还是不说话。我看看他，他仰了一下头，痛苦地咽了咽口水。“唉……”长叹一声，语气沉重地说：“小汪呀，你到这里两年多了，大家都看见了，在公社所有知青中，你的表现最突出。经过小队、大队和公社层层严格评审，在全公社各大队推荐的知青名单中，你名列第一。也就是说，不管这次招工名额有多少，那怕只有一个，也会是你的。可是，唉，没想到啊……”

吴书记接着告诉我：今天从我母亲工作单位寄回来的一份政审材料让公社领导们大吃一惊。这份政审材料称，我母亲1957年被划为右派分子，后来虽然经过劳动改造，摘掉了右派帽子。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又查出了她的新问题。在抄家时发现，她写的诗词中，居然含沙射影地对中小学全面停课、红卫兵打砸抢、批斗老师等行为表示不满！目前她正在接受组织的审查批判。鉴于这种情况，经公社党委研究决定：我的政审不合格。共产党决不能让这种黑五类（“地富反坏右”的统称）的狗崽子混入工人阶级队伍中去。

吴书记是转业军人，文化程度只有小学毕业。看见我失魂落魄的样子，他也说不出什么安慰的话。想了半天，只硬邦邦地说了句：“伢子，不要难过。我和全大队的社员们都相信你。”

吴书记后来好像还说了些什么，我已经听不清了。我呆呆地又坐了一会儿，一句话没说，就离开了书记家。魂不守舍地，像个幽灵一般，不知怎么又回到自己住的小屋。关上门，我突然觉得天旋地转。眼一黑，腿一软，一屁股就坐在地下了。我瘫坐在有些发凉的地上，背靠着土墙，紧闭双眼。一会儿，感觉到脸上有湿漉漉的东西在慢慢地往下爬，爬到嘴角边，用舌头舔舔有点咸，也不知道是汗水还是泪水。又过了好一阵，我觉得自己已经慢慢缓过劲来了。我想，可能自己最近几天在烈日下暴晒工作时间太长，中暑了。我扶着墙壁慢慢撑起身，从水缸里舀了一大瓢冷水，咕嘟咕嘟喝下去……

在床上躺了一天，我又重新回到田间。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继续一个农民的正常生活。

1972年年底，我母亲见每次招知青进城工作，我都不能通过政审，十分焦急。就提前办理了退休，让我按当时的政策，顶替母亲的岗位，回到重庆。市教育局分配我去重庆市一二二中学，当了一名高中数学教师。

1977年恢复高考的时候，我儿子已经快满一岁了。我报名参加了高考，以全系（后改为学院）高考总分第一名的优异的成绩被全国重点大学——四川医学院（现在的四川大学华西医学院）录取，终于实现了上大学的梦想。从此，开始了人生的新旅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