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侨之光】中山海外同乡济难总会：桑梓情深纾国难

广东中山市档案馆藏有一份民国时期的《中山海外同乡济难总会征信录》，逐项细细阅览，里面细碎的款项和数字，在只可追忆的历史时期，似乎更有温度，也被赋予更多的意义。“中山海外同乡济难总会”到底是一个怎样的组织？这得从“香港中山侨商会”说起。

《中山海外同乡济难总会征信录》封面。

发起：联合抗战 救助桑梓

香港中山侨商会是现今香港历史上最悠久的中山同乡社团，成立于1911年。中山文史学者高民川先生所撰《香港中山侨商会史略》中提到，该会脱胎于“香山同乡会”，由中山旅港商界名流唐溢川等人组织发起，最初定名“香山侨商会所”，后二度更名，于1938年定为今名。

1937年，日本挑起“卢沟桥事变”，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国军民奋起抵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旅居海外的侨胞心系祖国，对国人处境感同身受，各侨团纷纷发起抗日救亡运动，组织成立救亡团体。1938年5月16日，香港中山侨商会发起中山海外同乡济难总会。

中山海外同乡济难总会刊印历年征信录序。

馆藏的一份档案记录了中山海外同乡济难总会成立的情况。这是一份来自中山本地报纸的剪报，标题为：“本邑海外同乡济难总会设香港 负责募款供本邑济难 发表宣言及职员名单”，报道当时中山民众的悲惨处境及渴盼救助的情况，中山海外同乡济难总会有感于“我邑海外同乡，救乡心切，因特组织济难总会于香港，同时在各埠分设分会”，并阐明“我们所负的使命，除对国家和邑人尽力救助之外，还要唤醒国内外的邑侨，一致起来，联合我全民族的力量，有组织地、有规律地来做政府的后盾”。

从报道刊登的组织章程可知，中山海外同乡济难总会的最高职权机构为“发起人全体大会”（香港中山侨商会全体董事为发起人），决议一切会务；大会选举各界中山籍名流组成名誉委员，在职名单中，有孙中山长子、国民党要员孙哲生（即孙科），岭南大学首任华人校长钟荣光，国民党元老、香山县第一任民选县长吴铁城，空军将领、时任中山县县长张惠长等，皆是赫赫有名的人物。

捐献：点滴善举 汇流成河

中山海外同乡济难总会成立的几年间，经营如何？为救济同胞做了哪些事情？《中山海外同乡济难总会征信录》给了我们答案。这本征信录共有70多页，记录了济难总会从1938年5月至1944年底6年半的收支明细，前两页为该会组织者的致信及征信录序言。其收入支出的类目极多，数额巨细不等，非常详尽。

济难总会的收入主要来源于捐款。从表格可见，从成立之初的1938年5月至1941年，每年的捐款数额都不少，特别是1940年，港币超14.6万、国币超16.5万，是历年之最。济难总会的第一笔捐款来自中山侨商会。

香港地区的捐款人大概分为以下几类：一是以个人名义捐款的政界商界大腕名流，如香港巨商卢仲云、道亨银行创始人董仲伟、国民党政要及企业家唐海安、永安百货创始人郭泉、先施公司创始人马应彪等人，他们财力雄厚，每次捐款都在百元港币以上。二是以集体名义捐款的银行、酒店等各类大企业，或者先施、永安、大新这类大集团旗下的各类子公司，这种员工筹募的方式每次几百元港币不等。三是一些小商号和普通民众，他们的捐款大都为十元、几十元港币，虽然个人之力微薄，然而积少成多，汇流成河，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随后，成涌流之势而来的是海外的美国、澳洲、东南亚国家等各地分会、同乡会、各类公益组织及个人的捐款。1938年末至1941年，檀香山、汤市（汤斯维尔）、秘鲁、巴拿马、瓜地孖拉（危地马拉）、加拿大、古巴、雪梨（悉尼）、山打根、三藩市等地分会均有捐款在册，并且许多分会都不止一次汇来捐款，折合成港币，每次都有几千甚至上万，可谓是巨款。各类公益组织，如古巴公善堂、庇里士彬（布里斯班）邑侨救济会、檀山儿妇宣传团等；各地同乡会，如旅墨港埠中山同乡会、越南中山同乡会等，都慷慨捐献。可见，海外各地华侨对战火之中的中国大地的丝丝牵挂，以及对襄助同胞号召的积极响应。

济难总会的影响甚至深入内陆，征信录的捐献名单中，可以看到中央赈济、港澳赈济会（中央拨款）、广东省赈济会、上海救济中山难民会，以及广东省政府、中山第四区等党政机构一万至几万国币不等的大额救济款。内地个人的捐款也络绎不绝，有政商界名流，如曾任广州财政局局长的程鸿轩、香山县长吴铁城，也有声名不显的普通民众。

对比各个年份的收支数目，会发现1941年与1942年之间是一个明显的分水岭。1941年年底香港沦陷，给济难总会的运作带来了极大的影响。当时香港已成为被日军封锁的孤岛，设于香港的总会自身难保，也难以发起募捐或者接收各分会捐款了。征信录显示，1942年济难总会无一分一厘的捐入款。

1943年只有两笔捐款，其中一笔为“中国棒球之父”梁扶初捐的军票10万（这里的“军票”是指日军在其占领区所发行的货币，征信录显示这笔数兑换成港币400元）。据相关记载，梁扶初因不耻日本的侵略战争，于1932年离开日本迁至上海定居，1940年辗转到香港避难，1944年逃离香港回到家乡中山。当时他是在何种境况下捐出这笔费用的？我们已无从知晓，只有征信录上的数字，体现了一个游子心怀家园的拳拳爱国心。

1948年9月19日，中山海外同志社欢迎国民党海外部部长陈庆云回乡的合影。（以上图片均由中山市档案馆提供）

济难：管理有道 兼济四方

这些捐款何去何从了？大概也是大家最关心的。对比归总这六年半济难款的使用明细，我们大概可以了解济难总会的救济开展情况。

济难总会对家乡中山的救济最多，其中最主要、最直接的救济是拨派济难款给中山县政府或所属各区。据不完全统计，济难总会直接交给中山县县长或拨给各区的济难款合计达国币50多万元、军票近2500元，几乎等于1940年整年的捐款（该年是历年捐济款支出最高的年份）。除了拨给济难款，济难总会还多次购买药品、衣物、食品、办公用品等捐给中山县政府。

对于抗战前线流血牺牲的将士及家属们，海内外华侨也颇为关切。征信录中有多处“慰劳将士”、“抚恤家属”的支出，而且是各分会或其他公益组织所指定支出部分，济难总会代为办理。如1940年，代理芝加哥、温哥华、古巴分会及铁城崇义会等共慰劳将士港币11800元。另外，无组织指定的慰劳将士支出也近2万元港币。抚恤家属的支出并不多，征信录多处记录的如“恤朱国强大队长家属国币300元”“恤中山守备队大队长家属国币200元”等，每次不过两三百元国币。不过，对于在战争中痛失亲人的家属来说，收到远在他乡的关怀与支持，或许能够得到些许慰藉吧！

征信录显示，在1940年4月至1941年5月间，济难总会曾多次给中山县立联合中学捐助办学经费，而且是作为固定的拨款，每月国币2700元，持续1年不曾间断，大概是作为教职员薪资派发的。另外，还有两笔单独的捐助，合计国币11000元。据《中山市教育志》记载，因战争影响，1939年初，中山县立中学、中山县立女子初级中学及中山县立简易师范学校三校合并为“中山县立联合中学”，迁往南屏（今珠海市属）办学。中山沦陷后，联合中学于1940年迁往澳门，1943年8月又迁到广东恩平县。当年的中山师生在战火中颠沛流离，却仍能弦歌不辍，免于失学的苦难，背后定少不了中山海外同乡济难总会的功劳。

济难总会还指派干事在各地筹办难民营及收容所，为难民购置药品、衣物、蚊帐、饼干等。从征信录支出细目可以看到，“屈顿伯办难民营”支出港币1万元、“交王世明办妇儿收容所”三次花费港币共3000元，以及购买或海外某分会捐赠的“马宝山饼干”、“新德隆卫生衣”、“光酥饼”、“痢症散”等。其实，在整本征信录中，记录最多的支出项目是“捐助难民回乡”，1940年的支出甚至清楚地写明了所助难民的姓名，“助难民叶陈氏等四名回乡”港币7元、“助难民梁耀一家六名回乡”港币6元、“助难民林百里往泸船脚”港币12.5元……在这六年半的时间里，征信录所记载的助难民回乡共有100多次，粗略估计帮助的人数也有几百人。

解读征信录上记载的文字和数字，我们试图还原部分中山海外同乡济难总会抗战救济活动的历史。事实上，这也是当时千万个华侨救亡团体活动的一个缩影。纵观中华民族的整个抗战历程，海内外侨胞心系家园，从舆论声援、物资援助，甚至亲自回国参战，与祖国人民共御外敌、共纾国难，为抗战的最终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