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好书】细节的力量（四十九）——中苏两国关系实现正常化

1989年5月15日至18日，戈尔巴乔夫访问中国，这是自1959年算起，三十年以来苏联最高领导人对中国的第一次访问。

历史篇章的终结或展开，常常在转瞬之间完成。

1989年5月16日。

北京，人民大会堂。一楼东大厅，一片热烈的气氛。

大厅内布置着中苏两国国旗，沙发间的茶几上摆放着一束束鲜花。一百多位中外记者聚集一堂，翘首以盼，等待采访中国领导人邓小平与时任苏共中央总书记的戈尔巴乔夫的历史性会见。

1989年2月5日，中国除夕之夜，中苏双方就高级会晤的一些细节彻夜磋商。

当辞旧迎新的钟声响彻神州大地时，举国同庆的人们突然看到了中央电视台的屏幕上打出一行字幕：

应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杨尚昆的邀请，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将于今年5月15日至18日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

送别旧岁，迎来新春，巧合中蕴涵着多么深刻的含义！

中苏高级会晤是当时轰动世界的大事。为顺利实现中苏关系正常化，中国对这次会晤做了充分准备，从会谈方针到接待礼遇都做了妥善安排。会晤不回避分歧，不纠缠旧账，寻求共同点，着眼于未来，探讨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新型睦邻友好关系；而在礼遇上适当掌握分寸，既要给苏联领导人热情的接待，又要避免造成重温旧好的错觉。

1989年5月15日，戈尔巴乔夫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苏共中央总书记的身份来华正式访问。中国国家主席杨尚昆前往北京机场迎接，并举行了欢迎仪式。戈尔巴乔夫发表书面声明说：“我们同中国领导人要进行的会晤和谈判将对苏中关系，对建立在公认的国家间交往和睦邻的原则基础上的这种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苏联一直怀着极大的兴趣密切地注视着正在中国进行的变革。但什么也比不上亲自到这个国家看一看，同它的领导人和老百姓进行直接接触。”

晚上，杨尚昆举行盛大宴会，招待戈尔巴乔夫一行。

次日，邓小平同戈尔巴乔夫举行了中苏高级会晤。中方参加的人员有：李先念、姚依林、吴学谦、钱其琛等；苏方参加的有：谢瓦尔德纳泽、雅科夫列夫、马斯柳科夫等。以下是戈尔巴乔夫1995年出版的回忆录《生平与改革》中关于这次会晤的描述：

5月16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同邓小平举行了会晤。当时他已有85岁高龄，但谈起话来依然很有活力，不拘谨，根本不看稿子。邓问我是否还记得三年前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带去的口信。当时他曾建议：如果能消除中苏关系正常化的“三个障碍”，便同我举行会晤。我说：“对这一步骤我已给予应有的评价，这对我们的思想是个促进。”

邓小平：应当说，你最初几次公开讲话推动了这一问题的提出。在“冷战”，在多年对峙的情况下，有关的一些问题得不到应有的解决。世界形势依然很紧张。坦率地说，世界政治的中心问题是苏美关系问题。从你在海参崴的讲话中我已感到苏美两国关系有可能发生转机，已明显地显现出有可能由对抗转向对话，觉察到世界情势有可能“降”温。这符合全人类的愿望。这就向中国人民提出了一个问题：中苏关系可不可以改善？出于这样的动机，才给你带信。时间过了三年，我们才见了面。

戈尔巴乔夫：你提出了“三个障碍”，所以，需要三年的时间，每一个障碍需要一年的时间。

莫斯科

邓小平：现在我们可以正式宣布：中苏两国关系实现了正常化（当时我们热烈握手）。今天你还要同中共中央总书记见面，这意味着我们两党关系也将实现正常化。

戈尔巴乔夫：我想，我们可以彼此祝贺我们两国关系正常化了。我赞同你对世界形势的看法。苏美关系，中苏关系，大国之间的关系以及整个国际形势正在走向新的轨道。在分析当今主要问题、世界社会主义问题时，我和你均发现有许多一致的方面。因此，我们彼此开始接近了。

这时邓小平说：

——我想谈一谈马克思列宁主义。

当时我颇感意外。他谈到了当今世界的变化、苏中关系，突然又转了话题。

他谈及：

——我研究马列主义有许多年了。从1957年起，即从莫斯科共产党会议起至60年代前半期，我们两党对这一个问题进行了尖锐的争论。

戈尔巴乔夫：我清楚地记得你当时同苏斯洛夫争论的情形。

邓小平：我算是那场争论的当事人之一，可以说，扮演了不是无足轻重的角色。从那时起，差不多过了三十年。回过头来看，需要指出：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

戈尔巴乔夫：我无须再加评论，我认为你的评价是可信的，我赞成你的想法，但三十年没有白过，我们搞清了许多事情。因此，我们对社会主义理想的忠诚并没有减弱，相反，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思考达到了新的水平。

邓小平：我同意。马克思逝世一百年了。世界发生了巨大变化，各国出现了新情况。就是马克思也不可能回答他逝世后出现的全部问题。

戈尔巴乔夫：现在我们更加注意研究列宁的遗著，特别是苏维埃政权建立以后那一时期的著作。他当时也在改变和修正自己的观点。

邓小平：我赞同你的意见，但列宁也不能回答全部问题，预料到某些问题的出现。任何人都无权要求他做到这一点。当今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具体情况，继承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

戈尔巴乔夫：我很重视我们这部分谈话，它使我们在评价马克思主义，在对社会主义的看法方面有可能发现一致的地方，使我们更好地评价我们一些国家的发展进程，以科学的态度制定政策，以科学的态度对待周围世界。

邓小平：我想再次强调指出，世界形势日新月异，科学发展很快，可以说，现在的一百天抵得住过去古老社会几十年，上百年。不能考虑新情况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我们之所以说列宁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就在于他不是从书本里，而是根据逻辑、哲学思想，在一个最落后的国家干成了十月革命。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也不是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刻板公式搞革命和建设的。要知道中国也是个落后国家。马克思能预料到在落后的俄国会实现十月革命吗？列宁能预料到中国会用农村包围城市夺取胜利吗？总之，应当说，墨守成规的观点只能导致落后。

戈尔巴乔夫结束在中国访问的当天，双方发表了《中苏联合公报》。这个公报概括了中苏高级会晤的成果，规定了发展新的中苏关系的基本原则。公报强调中苏两国将在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国与国之间行之有效的普遍原则基础上建立一种新型关系。中苏双方愿意通过和平谈判解决争端，互不以任何形式，包括不利用同对方接壤的第三国的领陆、领水和领空使用武力及以武力相威胁。双方同意采取措施将中苏边境的军事力量裁减到与两国正常睦邻关系相适应的最低水平，并为边境地区加强信任、保持安宁作出努力。公报还声明，中苏两国任何一方都不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以及世界其他地区谋求任何形式的霸权，反对任何国家在任何地方谋求任何形式的霸权。双方认为有必要促进国际关系的根本健康化。

这次中苏首脑高级会晤是中苏关系的转折点，它结束了中苏关系多年来的不正常状态，实现了正常化。这不仅符合中苏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有利于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邓小平与戈尔巴乔夫的历史性会晤，是中苏关系的转折点，为中苏关系史揭开了新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