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甘肃】见证西夏酿酒器浅谈西夏甘肃武威的酿酒业

“魂牵梦萦寻美酒，扬鞭策马到凉州。”武威地灵人杰，盛产骏马与美酒。武威古称“凉州”，文史学家们一致认为，武威是西夏瓷文化和酒文化的聚集地，是中国白酒的发源地。 西夏酒文化包括酒酿、酒器、酒礼、酒务、酒法等方面。它既是对我国唐宋酒文化的继承，又是党项民族酒文化的创新发展，是我国酒文化发展史上的重要组成部分。

今天，我们通过武威市博物馆馆藏、武威塔儿湾及五坝山出土的几件器形较大的西夏酿酒器谈谈西夏武威的酿酒业。这些代表文物分别是：国家一级文物酱釉剔牡丹花纹四系瓷瓮、“光定四年”铭文豆绿釉残瓷瓮、酱釉剔莲花纹残瓷瓮、黄釉剔花瓷罐；国家二级文物豆绿釉四系瓷瓮；国家三级文物豆绿釉六系瓷瓮、褐釉六系瓷瓮等。

酱油剔牡丹花纹四系瓷瓮

黄釉剔花瓷罐

武威市文博专家党寿山说，据历史考证，1991年7月，凉州区古城镇塔儿湾出土及韩佐镇五坝山出土的以上这几件瓷瓮、瓷罐，腹下部有流口，是一种家庭酿酒器。武威酿酒的历史很悠久，有它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武威南面巍巍的祁连山，积雪不消，北边浩瀚的大沙漠，朔风凛冽，中间是河西走廊最大的一片绿洲。在这片绿洲上，气候寒凉，昼夜温差大，适宜于葡萄和其它瓜果的生长，且含糖量高，他方之果无与伦比。早在东汉时，凉州葡萄酒就已负盛名，一斛葡萄酒，就可以贿赂朝臣平步青云作大官。据《三辅录事》记载，灵帝时，中常侍张让专朝政，有凉州孟陀者，因入仕不遂，“乃尽以家财赂监奴，与其结亲”。三国时，凉州葡萄酒为全国之首。魏文帝曹丕的《凉州葡萄诏》，就对凉州葡萄酒评价很高：“道之固以流涎咽唾，况亲食之耶。他方之果宁有匹之者。”到了唐代，凉州葡萄酒就成为人们日常生活必不可少的饮料。唐代诗人王翰的《凉州词》：“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这首脍炙人口的七绝，说明当时即使在那刀光剑影、生死未卜的战斗间隙，将士们仍然要开怀痛饮葡萄酒，一醉方休。

西夏时，武威的酿酒业如何？由于缺乏资料，我们不得而知。然而，塔儿湾、五坝山酿酒瓷器的发现，使我们对西夏时武威的酿酒业，又有新的认识。

数量较多的酿酒器，说明西夏时武威酿造的葡萄酒仍长盛不衰。很多民族都有饮酒的习惯，党项族也不例外。党项族内徙后特别是西夏建国，随着农耕的出现与农业生产的发展，自身生产粮食作为酿酒的原料，加之与外界的广泛交流，为酿酒业提供了广阔的前景。当时的武威既为西夏辅都，又是重要的粮食产地。黑水城出土的西夏商贸文书中有“本府住户酒五斤”的记载，“本府”指凉州府，证明当时这里不但造酒，而且还有酒的贸易。西夏时武威这里不仅酿造葡萄酒，而且还酿造烧酒（蒸馏酒）。安西榆林窟西夏壁画中的《酿酒图》，真实而生动地再现了西夏西凉府家庭酿造烧酒的场景。“光定四年四月卅日郭善狗家瓮”的出土，说明当时武威的许多家庭具有酿酒的技术。塔儿湾共出土十件大型瓷瓮，六件就是酿酒瓮，反映了西夏时武威酿酒已经极为普及。

出土的这多件瓷瓮、瓷罐中，瓷瓮普遍器形较大，最高61厘米，最低也为57厘米；口径普遍较小，最小口径15厘米，最大口径为16厘米。瓷罐口径为17厘米，高度却只有30厘米。说明当时武威不但用小口径的大瓷瓮酿酒，而且还用大口径的较小瓷罐作为酿酒用具。酿酒用具的多样化，可以看出当时武威酿酒业有多么兴盛。

酿造葡萄酒的瓮罐非常精美，说明西夏时武威酿造的葡萄酒非常名贵。出土的瓷瓮、瓷罐，胎质精良、造型优美、釉色丰富，装饰手法多样。反映出当时武威不但用造型优美的素釉瓮酿酒，而且还用富有立体感的剔刻瓮、罐酿酒。图案花卉活泼流畅，盘绕花卉的花叶叶脉处理十分简洁别致，绘画技法娴熟，应是西夏时的上乘之作，是武威发现的西夏剔刻花瓷器中所仅见。从这几件剔刻釉瓮、罐中，可以看出当时武威酿造的葡萄酒仍然是一种品位很高的名贵产品。